香菜小说

第06章（第2页）

　　一九五五年七月，我再次跟苏联人交锋。这回是在加拿大。皇家加拿大骑警队要求军情五处在他们的一次行动中给予技术上的帮助。他们准备在渥太华俄国大使馆里安装话筒。俄国大使馆是一幢三层楼的老房子，濒临里多河，最近在火灾中烧。皇家加拿大骑警队打算在重建过程中安装窃听设备，需要最新设备，所以来跟军情五处取得联系。

　　我到达机场时，来接我的是皇家加拿大骑警队反间谍处二科的科长特里-格恩西。跟他一起来的助手是个威尔士人，叫詹姆斯-贝内特。格恩西是加拿大人，瘦长的个子，表面上镇定自若，但内心却极为虚弱，常常流露出他那火爆脾气。他是由英国安全局和秘密情报局训练出来的。五十年代初期回到加拿大。他认为身穿警察制服的骑警人员根本不适合做反间谍的细致工作，他对此深信不疑。于是，他开始吸收一些文职情报人员，单枪匹马地把二科建成了西方最现代化和最富有进取精神的反间谍机构之一。有许多设想实施后在英国和美国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设想都是格恩西率先提出的，譬如用电子计算机来跟踪在西方的俄国外交官。可是他常常受到来自骑警队的传统势力的压抑和限制。这种传统势力认为，穿制服的骑警比文职人员要具有先天的优势。这种斗争不仅存在于加拿大的情报部门，而且也存在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格恩西认为只有英国的做法才是对的，因为他们区别了刑事侦探工作和情报收集工作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技术领域。为了使二科不受骑警队主力的控制而独立，格恩西奋力进行了许多斗争。可是这种努力几乎断送了他的整个事业。骑警队的高级官员对格恩西从不宽恕，他最终还是被贬到英国去担任骑警队与军情五处和六处之间的联络官。后来因健康恶化，被迫退休。

　　一九五六年，我第一次到加拿大去协助筹划“蚯蚓”行动时，格恩西还在走红。当天吃晚餐时，他向我描述了这个行动的进展情况。重建俄国大使馆的建筑承包商已被骑警队顺利地争取过来，并让骑警队人员伪装成工人在工地工作。此外，还从叶戈尔-古曾科那里得到了些帮助。此人曾是俄国大使馆的密码员，一九四五年叛逃投奔加拿大。在他的帮助下，格恩西找到了克格勃和格鲁乌的机要办公室以及机要室的精确位置。机要办公室就在这幢建筑的东北角。

　　我研究了这个计划后，断定“森林之神”的技术指标不能胜任这项任务。所谓“森林之神”，就是共振话筒，从外面发射微波使其工作。由于话筒和安全地带之间的距离太远，所以其效果是无法保证的。看来我们惟一能使用的是有线装置。这种装置的最大优点是，如果装得巧妙，那就会天衣无缝，几乎无法发现。最佳办法是把话筒隐藏在目标建筑物一侧的铝格子窗里。格恩西从那个建筑商那里搞来一个窗框的样品。这种窗子的分量很轻，是左右推拉的，若在里面隐藏东西倒是很理想的。当两扇窗门锁在一起时，框格内有一条通风道，可以使音质保持良好，金属的窗框可以有效地减弱话筒所产生的磁场，这样探测器就不容易找出话筒来。

　　可是，最为伤脑筋的问题是如何隐藏话筒的电线。按设计的规格，新建的大使馆的墙壁厚度为两英尺，混凝土的内壁为十四英寸厚，中间留有二英寸的空间，外墙贴面为四英寸厚。我们在军情六处寻找了关于俄国电子探测器的详细资料。据他们说，俄国人只对墙的内侧进行探测，而从来不对墙的外侧进行探测。显然，俄国人怕被人看见他们对自己的房间进行探测，认为这很不体面。我对格恩西说，最佳方案是将电线放在那二英寸的空间里，外面有十四英寸厚的混凝土保护，无论如何也很难被人发现。特别是军情五处已经研制出了一种新型的细电线，它产生的电磁场是很弱的。

　　建设工程开工了，我们得设法不让俄国安全人员发现这些电线。他们常常到工地来检查加拿大建筑承包商的工作情况。每一根八英尺深的混凝土基柱下面，我们都埋有大捆的电线，并用柏油在表层作了掩护。每天晚上在建造主体工程时，伪装成工人的骑警队员就进入到工地，从大捆的电线中拉出一段来，装进空间里。一共要放八根电线，每根编上一个号码，从一号到二十号，以便被人发现时糊弄俄国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花招，如果俄国人推倒这个建筑来寻找那些电线时，他们也一定会欣赏这个玩笑的。

　　最为艰巨的工作是把电线接到话筒上去。房子东北部分的窗户已经顺利地装好了。有个骑警队的官员在现场监督，以保证把这些窗框装在正确的位置上。在几个月的建筑工期中，我们使出了浑身解数，才把电线放进了那二英寸的空间里。可是要把电线和话筒接通，却是没法躲过耳目的。于是我们只得让一位工程技术人员登上四楼一样高的架子，从外面把它们接上。这项工作由格恩西手下的一个技术员负责。这个青年的工程师干得很不错，在深夜接近摄氏零下四十度的酷寒里，这个身材魁梧的人，带着装在挎包里的焊接工具，爬到房顶上去干活。他把八个话筒逐个安装，再仔细地接通电线，牢牢地焊好每一个接头。

　　电线接好以后，骑警队的技术人员开始从使馆隔壁的一幢保安楼下面挖出一条二十码长的地道（这幢保安楼是骑警队的，这条地道一直通到埋在基柱下面的电线捆）。然后把电线从地下十英尺的地方牵进保安楼，再用三英尺厚的混凝土将电线覆盖起来。八根电线都接到隐藏在保安楼车库里的扩大器上，动力由骑警队总部输出线提供。进行测试时，每个话筒都工作正常。

　　可是，正当这个几乎没有漏洞的行动快要结束时，一个厄运突然降临。有一个工人，他不知道所有从楼上窗子里牵下来的电线是在新使馆的东北角附近的外墙那块地方集中通到我们的保安楼里去的，他在那里安装燃料箱，把金属扣打下去支撑通风管道。有一根金属扣直接扎穿了埋在地下的电线捆，把所有话筒的接头全弄坏了。

　　没有任何办法，只得再度进楼，可这次行动比上次更冒风险。建筑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俄国人很快就要搬进去。如果被发现，俄国人是不会相信那些由骑警队人员伪装成的工人是清白无辜的。他们在一个十分寒冷的晚上，重新进入使馆楼。好不容易才从金属扣下面挖出了八根电线当中的六根，把它们重新接好。另外还有两根电线，也只好不要了，干脆用那根金属扣把它们装在墙内。尽管损失了两个话筒，可至少在每一间目标房子里仍有一个话筒能工作，这场意外事故就这样算是平息了。

　　在俄国人搬回他们的使馆以后，我们从话筒里听到了讲话的声音。格鲁乌的官员们兴致勃勃地谈论著家具该如何摆设。四十八小时以后，俄国人突然从他们的办公室里撤走了。很快，我们从俄国人在大使馆的材料里发现，他们拟将在这幢建筑物的另一个地方修建克格勃和格鲁乌的机密办公室，可能由一台单独的发电机提供电源。

　　这些话筒不断地把声音传回骑警队总部。不久话筒把一个正在进行工作的扫描组的声音传送回来。骑警队几天前就对这个小组的到来有所察觉，直到他们开始在东北角工作，敲打着墙壁寻找空洞，还用金属探测器检查天花板时，我们才得到了证实。这帮人在装有话筒的房间里折腾了二十天，仿佛认定了里面装有窃听器一样。可是他们一直没有找到电线和话筒。根据俄国在世界各地的标准来衡量，新建的使馆规模不算大，可尽管内部空间狭小，东北角除了一般的领事工作以外，几乎没有派上什么用场。甚至在检查组离开这里以后，情况还是如此。八年过去了，那帮检查窃听器的人又到渥太华来了。他们直接来到那些装有话筒的房间，花了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就找到了电线和话筒。检查组在大使馆里的四十二间房间里，只检查了那装了话筒的六间屋子，他们肯定早就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去找话筒！

　　正如“唱诗班”行动一样，“蚯蚓”行动的某些事情让我感到忐忑不安，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失望。从技术的角度来说，这次行动是有所突破的，可好几个月的耐心准备，全部付诸东流，我们什么情报也没有得到。当然，在开始筹划这次行动时，格恩西就想到了，最大的风险是假设俄国人会在旧使馆的同一位置设机要室。我们根据分析使馆楼内的供电状况，产生了这个假设，这并不是不合理的。他们后来决定把机要室修建在另一处并把它隐蔽起来，这也是不奇怪的。英国和美国都已开始意识到，要想让使馆的机要室不被话筒窃听的最好方法就是把机要室设在内部最隐蔽的地方。几乎可以肯定，俄国人对这一点也是十分清楚的。其次最好要有自己的供电设施。可是，俄国检查组如此胸有成竹，看准了东北角进行检查，仿佛在寻找一件他们知道放在什么地方的东西似的，这一点令我感到奇怪和不解。

　　不到一年时间，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还是在加拿大。波兰政府被允许在蒙特利尔设领事馆。他们买了一幢旧房子，开始重新装修。一九五七年一月，我飞往蒙特利尔协助皇家加拿大骑警队安装一只话筒。骑警队对使馆的波兰情报官员的情况了如指掌，同时知道该官员的房间在什么地方。可是房间内部正在全部重新改装，无法下手安装有线话筒，只好装一只“森林之神”共振话筒。这幢房子的电线正在更换，可以用钢管来埋电线，就像“蚯蚓”行动中的窗框一样。我算好如果把“森林之神”装在钢管附近，实际上是不可能被人发现的。可是，在安装好“森林之神”不到两个星期，波兰人下令让建筑承包商把那堵装有窃听器的墙拆了，另外再修筑一道墙。骑警队想方设法搞回来了一个装置，另外一个被波兰人拿走了。后来，骑警队从波兰使馆内部获悉，是俄国人给了他们启示，说可能有话筒窃听。这回俄国人又一次先下手。

　　这种事除了在加拿大发生，在澳大利亚也发生过一次，那次叫“老鼠”行动。一九五七年，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局长查尔斯-斯普赖爵士访问伦敦。他所领导的这个组织专门为澳大利亚在国外收集情报。斯普赖打电话来，说他想见我。他曾一度是个外表洒脱的人，有一对大眼睛，留着小胡子，工作的职责和追求享乐使他有点华而不实。一九四九年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成立时，他就开始出任局长。在这之前，他是澳大利亚军事情报处处长。但他有决心成立一个类似于英国安全局一样的正规安全情报机构，他同那帮号称“墨尔本土地之神”的官员一起，到处为此游说。这帮官员与他有着共同的语言。斯普赖挥动他的铁拳，掌管着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达十九年之久，成为战后情报界的显赫人物之一。可是到了他事业的后期，开始与他的部下们脱离疏远，对整个组织的控制也就松弛了。

　　斯普赖很喜欢访问伦敦。三十年代时，他在印度的陆军部队里服役，防守开伯尔山口。因为有着同样的背景，加之对军人和绅士所具有的性格风度的观点相同，他在英国情报界拥有许多讲究加入各色各样的俱乐部的朋友。他并非等闲的糊涂之辈。他一见到我，便打开窗子说亮话。他对我说，他刚去过加拿大，特里-格思西建议他找我谈谈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打算对俄国人安装窃听器的事。他解释说，自从报纸报道了彼得罗夫夫妻双双叛逃的事以后，俄国就同澳大利亚断绝了外交关系，并把他们的大使馆委托给瑞士管理。彼得罗夫夫妻俩原是俄国驻堪培拉大使馆的机要室工作人员。前不久，俄国人试探着打算回来。在俄国人住进使馆之前，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想在使馆里安装一只窃听器。在研究了计划之后，我劝斯普赖装一个“森林之神”，并把设备示范给他看。木制框格窗的框架是安装“森林之神”的最为理想的地方。我为此派了一名助手去澳大利亚监督安装的细节。安装工作顺利完成。我告诉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在一年之内不要启用它，以防万一被发现，因为俄国人在重新住进这幢楼的最初几个月，有可能使用探测器来探测使馆建筑内部是否有微波。“老鼠”行动与“蚯蚓”行动一样，在技术上是相当成功的，可是照样没有搞到一点情报。克格勃人员那间房间的每一个响动，翻动报纸的响声。写字时的笔画声都能听到，可里面的人却从来不说一个字。“老鼠”行动也告流产了。

　　五十年代，人们对军情五处的要求之多，简直难以满足。军情五处的人力和物力显得特别紧张。为此，有个别的官员实在无法承受那样的工作压力，尤其是A处二科的人，因为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行动，更是受不了。一次行动完结了，又来了一次行动，简直没完没了。我办公桌上堆着的计划、地图、简报和技术报告等，令我感到手忙脚乱。任何时候都很难弄清楚哪些行动结束了，哪些行动还处在筹划酝酿的深谷里。即便是在最乐观的情况下，收集情报也是一件令人伤透脑筋的事。但是每一个职业情报官员，在脑海里总会留有一席空白给那些值得他回忆的往事片断。这些片断由于某种原因而向他们摆出了一个个未能解开的谜。“唱诗班”行动、“蚯蚓”行动、“老鼠”行动等，都聚集在这一席空白地里，被眼前行动的生动局面所掩盖。可是它们并没有被遗忘，直到若干年以后，它们又浮现出来，并产生着新的意义。

　　情报这个行当，是非常孤独冷寂的。当然也有同志般的忠诚与友谊。可是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你总是孤立无援的。你得独自恪守机密，你的生活和工作的节奏总是处在极度的紧张状态中，总是离不了同事们的帮助。但是你总在不断地向前迈进，或奔赴新的工作岗位，或从事新的活动。每走一步，就从中获得新的机密，而与过去的旧机密一刀两断，与别人接触尤其是与外界联系的机会很少，因为你所从事的大多数事情是不允许让外界人士知道的。由于这个原因，情报部门所用的人很多。这是情报这种职业的本质的一部分，干这一行当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在我事业的初期，我曾遇到过一个人，他在英国情报部门的遭遇，骤然把这种职业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这一虚伪的面纱揭去。事情还得追溯到我为布伦德里特的委员会研制共振装置上来。当时我花了大量的访问进行研究，让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如烟灰缸、装饰物等发出反抗经过一定的加工，这些物体在接受到某种频率的无线电微波辐射时，是可以有反射的。如果能研制出一种完美的系统，将会产生较好的效果。这些物体本身不装发报机或接收器，也就不易被人发现。一九五六年，我们已经研制成功一些产品的样品，决定在俄国驻伦敦的大使馆进行试验。

　　当时军情五处有个情报员叫亨利-柯比，是个宪兵，他常常和俄国外交人员交往。这个计划很简单，由五处设计一个加过工的并可以反射声音的装饰礼品，让柯比把它作为一件礼品送给俄国大使。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是俄国大使可能接收什么样的礼品，并把它放在书案或办公室里显眼的地方。马尔科姆-卡明建议我去找军情五处的一位反间谍专家克洛普-乌斯季诺夫，他是演员彼得呜斯季诺夫的父亲。

　　乌斯季诺夫是德国后裔，可他却和俄国外交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俄国大使馆的常客。他曾在俄国、德国和英国陆军中担任过职务，这是他与众不同之处。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里卷入了情报活动的圈子里，他会讲好几种语言。由于他具有这么一个俄德背景，因此，他便成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提供情报的源头。希特勒上台后，乌斯季诺夫便开始艰辛地工作，与纳粹作斗争。他向罗伯特-范西塔特请求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范西塔特是英国外交部著名的外交官员，他主张反对纳粹。乌斯季诺夫声称他与当时的德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一等秘书沃尔夫冈-朱-普利茨男爵有往来关系。乌斯季诺夫说普利茨是致力于反纳粹的秘密活动的人。军情五处把乌斯季诺夫招进来了，并开始从普利茨那里获得了有关德国重新整顿军备的真实情况的最高情报。这些情报真是些珍宝，或许这是英国在战前所得到的最重要的活情报。乌斯季诺夫和普利茨拉上关系后，两个人成了范西塔特以及丘吉尔晚餐桌上的座上客，把他们知道的情报告诉给这两个著名的人物听。丘吉尔当时还没有上台，普利茨简直就成了这位文质彬彬的英国外交官员的干儿子了。战争爆发后，乌斯季诺夫仍然继续与普利茨往来，尽管普利茨那时已去荷兰担任空军武官了。以后到了一九四0年，普利茨知道盖世太保要抓他，才决定叛逃。乌斯季诺夫为此冒着个人的危险去了荷兰，把普利茨救了出来，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我坐上出租车来到肯辛顿乌斯季诺夫的公寓里，期待着见到这位已从秘密世界的生活圈子里光荣引退的英雄人物。事实上，他和他的老伴住在一间破旧的公寓里，周围堆着许多皮封面的古书。他现在只能靠变卖这些藏书来维持他们的生活了。

　　乌斯季诺夫为我的到来感到兴奋不已。尽管他的生活很艰辛，但是在这场伟大的情报角逐中他仍然扮演着一个竭尽全力的角色。他拿出一瓶伏特加酒和两只酒杯，并着手研究我从办公室带来的计划。他是一个身体肥胖笨重的老人，说话时带着浓厚的喉音和多种语言的土腔。他有一双目光尖锐的眼睛，肯辛顿公园附近的俄国外交官的真实想法全都逃不过他这双眼睛。

　　“我的朋友，”他用俏皮而顿挫有致的语调说，“如果礼品的价值很高，那么他们会卖掉这种礼品，如果这样，那危险性就大了。他们都是些布尔什维克，喜欢正统的东西，如果送一帧银质列宁像或一座克里姆林宫的模型，也许对他们来说更为神圣。”

　　我解释说，列宁的半身塑像恐怕不太合适。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头颅太圆，这种光滑的表面对声波反射的性能较差，而一座克里姆林宫的模型的方案倒是可行的。这种象征着俄罗斯母亲的复杂建筑模型里，很容易隐藏相应类型的凹状刻纹。克洛普-乌斯季诺夫把整个行动计划视为一出趣味浓厚的戏剧的一个片断。他自告奋勇要去拜访俄国大使，这样便能直接地了解到他究竟喜欢什么。

　　我们讲起过去的事，伏特加酒的酒劲就上来了。尽管他的年纪很大了，但他仍然有很清晰的记忆。当他提起他和普利茨为国家作出的贡献时，泪水流满了他的脸颊，他终于再也忍不住了。

　　他说：“彼得，我为他们做了这些事情，但他们却把我丢在这里。我们老两口……身无分文。”